何天擇
達爾文用了近四百頁篇幅寫成《物種起源》一書。
許多人說自己相信進化論，卻未讀過這本書。讀過這本書的人，至少知道達氏用許多揣測之詞，並引用他人言論，企圖說服大眾。至於他本人，卻沒有提供科學實驗的數據證明。其次達氏對生命來源自認無知，對遺傳機制作用則沿襲上古亞力斯多德的錯誤見解，即所謂「泛生說」（pangenesis），認為生物個體各部特徵產生「小芽體」，由血液輸送至生殖細胞遺傳給下一代。美國著名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克氏（Evelyn F.Keller）說︰「他（達爾文）從未聽過遺傳學的秘密，也不可能有這知識。他與同時代的人都相信溶合遺傳 -- 子代的性質，是由父代性質互相溶合而成．．．」（註1）。
進化論的主要題目是推測地球已有約億年的歷史，在約45億年前，單細胞的生命開始出現。單細胞生物由於有利的突變，一步步累積進化，成為今日眾多難計其數的物種（註2）。只是我們要明白，這悠長的時間是根據自然主義的推測，是無法證實的。因為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只有幾千年時間。
當達爾文（1809-1882）在英國寫《物種起源》的時候，另一位科學家在奧地利的修道院中，默默地用八年的時間，以12,980株豌豆植物作遺傳實驗。這人便是孟德爾（1822-1884）。他觀察豌豆植物的七種特徵，如花色或紫或白，莖桿或高或矮，種子或圓或皺，豆莢或黃或綠等等。孟氏的實驗結果發現了遺傳機制作用，特徵代代相傳的規律。
達爾文的《物種起源》出版時，因有反宗教的成份，迎合社會潮流，大受歡迎；1,250冊書一日之內被搶購一空。反之，七年後，孟德爾的實驗結果，於一八六六年在本地科學社刊發表；因為與進化論見解衝突，不受重視，無人問津。直至34年後，一九○○年，方被三位科學家重新發現，認為是科學歷史上劃時代的重大實驗，奠定了現代遺傳學的基礎，引起二十世紀生物學知識的長足進步。因此，在二十世紀以前，有遺傳科學知識的，可說只有孟德爾一人。
一、「溶合」與「分立」
世界眾多的生物，每種都有它的特徵。人有人的特徵，鳥有鳥的特徵，魚有魚的特徵等等，彼此不同。在每種生物中，有許多個體；個體與個體之間，也有個體的特徵，可彼此識別。自近代分子生物學發達，我們知道特徵都由細胞核中DNA化學分子中的基因所表現。例如孟氏的實驗顯示，豌豆的花，紫色有紫色的基因，白色有白色的基因；莖桿長有長的基因，矮有矮的基因；種子圓有圓的基因，皺有皺的基因等等。那麼，基因在細胞核中怎樣存在，由上代遺傳給下一代的機制作用是怎樣？這是審核進化論的重要問題。為要答覆這個問題，我們先要明瞭「溶合」與「分立」的兩種現象。我們若將紅色液體與白色液體相混合，便得到淡紅色液體，紅色與白色溶為一體，再也無法分離。淡紅色液體的特徵，一半是由紅色液體而來，另一半是由白色液體而來，溶合為一。純紅、純白都不再存在。這是溶合（blending）現象。
另一情況，是將兩種或多種的豆粒，大小或顏色都不同，裝在同一器皿中，它們不能溶為一體，而各自獨立存在。大粒仍是大粒，小粒仍是小粒。不同顏色也不彼此影響。我們若倒出數粒，每次可能有不同的組合，有時都是大粒，有時都是小粒，有時大小都有。不同種的豆仍是不同，彼此可以分辨。這是分立（discrete）現象。
達爾文因為不知孟氏遺傳實驗，認為進化是由代代微小改進累積的；代代的遺傳即是步步的進化，也叫做漸進論。因為他相信這當時普遍接受的觀念，即溶合性的遺傳（blending heredity），錯認遺傳是上代父母特徵的溶合。
孟德爾的實驗卻證明，遺傳基因是彼此分立的。例如豌豆紫花（純種）與白花（純種）交配所得子代，不是淺紫色花，而都是紫色花，因為紫色為紫色基因顯性的表現；白色的基因則為隱性，沒有表現。另一個很簡單明顯的例子是，我們自己或親友家中，常有數個兒女，有的較父母二人都高，有的較父母二人都矮。兒女中也有高矮不同，假若遺傳是溶合性便不是這情況，而都是上代父母高矮的平均數。事實上，因基因分立存在，在遺傳下代時，視父母性細胞中不同基因如何配合而定。這很明顯的事實，我們現在雖然很易了解，但二十世紀以前的人，因無遺傳科學知識，只能接受傳統觀念。而孟氏的實驗徹底否定了進化論的漸進溶合的遺傳概念。
二、淘汰與再現
進化論主張，由一種生物進化到另一種更適應環境的生物，原種的特徵一步步地消失，新種的特徵一步步地產生。孟德爾的遺傳實驗卻告訴我們，生物的特徵是生物本身的成份，不會加增也不會消失，雖屬隱性，只要有適當的配合，便會在表型中出現。某些隱性的基因雖在子代沒有表現，但在細胞核中是沒有消失的，到孫代才可表現。只要一種生物不完全消滅，細胞核中的基因是不會失去的。例如上述豌豆紫色花植株與白色花植株交配，子代雖都是紫花，但白花基因仍然存在，到子代自花授粉產生下一代時，白花又在表型中出現了。進化論認為原種特徵消失後便不再存在，又與遺傳事實不符。
三、流動與固定
在人的知識範圍內，生物物種代代衍生繁殖是固定不變、各從其類的，即有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貓生貓，狗生狗的固定律（Law of constancy）。近代分子生物學發達，我們明白固定律的來源由於基因複製的忠實性或盡職性，因此產生遺傳的穩定性（Genetic stability）。
人的知識只有兩個確實來源。第一來自人的經驗，我們自己或先人的經驗，由觀察與實驗而得。第二來自創造主超然的啟示，即聖經的記載。除此之外，許多臆測或遙遠外推而得的論說是無法證實的，不可靠的，不能作為知識接受。進化論者假定，目前的生物都係38億年變化流動的歷史產物，只是推測而已，因為在人類知識範圍內從未發現一種生物變為另種生物的。並且變化並不即是進化。生物的變化是無方向性的，進化必須是有方向性、目的性才可能完成一個新構造，進而產生新物種。若進化論者相信進化作用有方向性，則又自我矛盾了，因為方向是意志的選擇，進化論者認為萬物的背後是無意志的物質（唯物論）。科學實驗中經常使用的外推法立足於自然主義（Naturalism），假定在無限「時」、「空」中，局部為真，則全部皆真，這是無法求證的。進化論遙遠的外推則有更大犯錯的危險性。我們不能將它作為知識接受。進化論的論調是我們知識範圍以外的言論。
四、突變問題
突變可在實驗室中由人工激發的破壞作用，或在自然界因細胞基因複製的錯誤而引起。通常基因的複製是很正確的，不但照原樣版複製，且有自動校對及修補作用，所以在自然界中，不是人工激發的突變，極為罕見。例如，上提的克教授說︰「DNA在活細胞中複製的準確程度，近乎神蹟。．．．DNA本身並非如此堅強，複製的忠實性係由全副的蛋白質分子維持，即修理錯誤，防止自動破裂，及其他複製中的損傷。．．．由於這種修理系統的幫助，複製的錯誤率減至約一百億分之一」（註3）。那麼，這樣罕見的突變，可以作為生物普遍的進化機制作用嗎？科學家說不，還不夠格。只是其中「有利」的突變方可視為進化的材料。有利的突變約在突變中的千分之一，因此突變可作進化的機緣再縮小一千倍，至複製中的十萬億分之一。
突變是生物在自然界複製中罕有的錯誤，正如駕車意外碰撞一般，結果是破壞，不是改良。讀者們，在你一生中有否聽說，在駕車發生意外中，有一次是對車子本身的構造有利的？所以突變及一切錯誤都是無方向、無目標、胡亂的作用。自二十世紀初遺傳知識明白後，既得利益（名聲與地位）的進化論守衛者，因為無路可走，便將進化論的原因寄託在生物「有利」的突變上，認為若無有利突變便無進化。所以克教授又說：「自然淘汰的進化，是建基於極不尋常的事件，即『有利的錯誤』。」（Evolu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 depends on the occurrence of that rarest of events, mistakes that prove beneficial.）（註4）這是因為死硬派成見太深，不願放棄進化論而接受「設計論」所致。聰明的讀者，你能相信許多「有利的錯誤」累積而產生人的心臟，又有許多「有利的錯誤」累積而產生人的眼睛，再有許多「有利的錯誤」累積而產生口腔．．．，然後又再有許多「有利的錯誤」而產生人的頭腦嗎？我們可以接受這樣荒唐無稽的言論嗎？對萬物來源問題，我們若忽視上帝的啟示，自作聰明，便墜入愚不可及的景況。
俄國育種專家李森科（Trofim Lysenko），一九三○年代在蘇聯史太林的統治下遊說政府，他可將達爾文進化論與動物育種及馬克思學說結合，成為官方科學。他主張拉麥克與達爾文後天特徵遺傳的進化論，同時又將孟德爾遺傳學作為資產階級的邪說（異端）禁止。他受史太林的支持、贊成，在他得勢時曾將數千異議的科學家清算，包括許多優秀份子。後因他所宣稱可由溫度控制，將冬麥改為春麥增加產量失敗，造成國家災難，在一九六五年終被革職（註5）。這是誤信進化論而致陷入錯謬之一例。
結論
科學理論立足於科學事實。有關新的事實的發現都是對原有理論的挑戰。若原有理論可以圓滿解釋新事實，則可繼續採用，否則不是要加以修正，便是淘汰。但事實經過確定便永遠是事實，無法改變或忽視。因為事實是客觀存在的，理論只是人自己認為符合客觀的構思，將客觀事實系統化的企圖。這樣，在遺傳的事實與進化的理論衝突時，我們該作何取捨？達爾文的成功，誤導世人思想一個半世紀之久，是宣傳上的成功，不是科學上的成功。在科學上終久站不住腳。
註：
1.Keller, Evelyn Fox（2000）The Century of the Gene, p.13。
2.根據進化論宣傳家 S.J. Gould, L.E. Orgel 等人。
3.見註1，p.27。
4.同上，p.32。
5.Ferrell, Vance:（2001）The Evolution Cruncher, p.4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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